碳补偿的误区与气候行动的新思路
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我们需要的不是在碳账本上做数字游戏，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全新的思路，使资金流入更有成效的森林保护工作中，以实质性地应对气候危机。文章揭示了碳补偿模式正面临的信任危机现状，并倡导由“补偿”转为“贡献”模式，这种转变将帮助企业更清晰地展示其对气候行动的真实承诺，避免仅仅依赖碳补偿来掩盖实际排放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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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投入了超过十亿美元，用于对森林和土地使用的“补偿”（ offset）。这类碳补偿举措被宣传为一种保护和培育地球上剩余森林，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但这类举措似乎并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据最近一些引起热议的研究评估，热带森林碳信用额中只有 6% 代表了实际减排量，去年的一系列科学文章、报告和调查也都纷纷表明，森林碳信用的气候效益被大大高估了（且有一些补偿项目实际上造成了社会和环境危害）。在这些研究以及大量针对达美航空等主张使用森林碳信用额来实现“净零排放”公司的诉讼双重影响下，一些公司和大学宣布了停止购买碳信用额度的决定。碳市场的价格因此暴跌。
低质量的补偿举措被曝光本是一件好事情，但私营部门的对森林的资金投入却可能因此面临枯竭的风险。鉴于森林所提供的重要效益——不仅可以容纳和吸收二氧化碳，还可以改善空气和水质、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贫困等等，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为森林保护、扩张和管理提供资金，维护其所创造的气候、生物多样性和社会效益。
要使森林金融导向更有成效的结果，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即不再宣称森林能够“补偿”化石燃料排放。与之相对，企业可以通过做“贡献”的方式对森林进行投资，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术语上的变化看似微小，实则代表了一种与“碳补偿”举措本质不同的方法。首先，这意味着不再允许企业将“碳信用”从它们的直接“碳排放”中抵扣，转为一个净数值。因而企业需要重新将重点放在直接减排上。企业将无法通过购买碳补偿来掩饰自己的不作为。
例如，假设现在有两家能够实现碳中和的公司：一家公司优先大幅减少了自身的排放量，再以经过严谨审核过的碳信用额去补偿少量剩余排放量；而另一家公司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减少自身排放，只是购买了大量低质量的碳信用额度作为补偿。鉴于目前大多数补偿举措并未带来气候效益，显然第一家公司的做法会对缓解气候变化产生更大的影响。如果同样的两家公司以“贡献”方法来衡量，那么公众就会更清晰地了解到它们在自身减排上截然不同的选择。
从“补偿”转换为“贡献”，在表述上也更为准确。森林只是暂时储存大气中的碳，实际上难以“补偿”化石燃料碳释放到大气中的长期影响，这些碳会在大气中持续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直接减排和购买补偿也不等同，因为其中存在大量非确定性。“预估减排量”比“直接排放量”要更难以测量，后者往往需要基于假设的且通常存在高度不确定的情景——如果没有碳金融将会发生什么。
这种框架上的转变对于改善森林项目成效至关重要。在当前的补偿模式中，所有参与生产碳信用额的利益相关方都有动机夸大森林项目的气候效益。例如，当碳项目开发商具有更多碳信用额度时，它们将可以凭此获利；而开发商自己雇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也存在放宽标准的动机，这样它们就会被再次雇用；与此同时，当碳信用额度廉价且充足时，碳补偿买家就会受益。这种逐底竞争的动态可以解释为什么低质量项目会常常占据主导地位。
企业可以通过采用“贡献”框架，从“补偿”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减少以牺牲质量为代价去降低成本的动机，从而专注于为更高质量的项目做出贡献。
有些人仍然相信当前的碳信用补偿模式是可以被改进的。然而，有很多理由值得推敲：首先，从根本上说，补偿模式涉及到补偿卖方和买方之间的基本信息不对称，特别是当与巨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相结合时，会让它们很容易被操纵；其次，正如我们上面所描述的，参与补偿市场的每个人都可以从游戏中受益；第三，即使尽最大努力来精准量化森林碳效益，也无法调和森林碳储存的暂时性和化石燃料污染的永久性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当全球的森林越来越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如野火、干旱和虫害）的影响时，森林在几个世纪内的稳定性是高度不确定的。
相对而言，我们对贡献模式的设计更具信心，相信它可以修正补偿模式的本质缺陷。在贡献模式下，公司不再需要购买尽可能多的信用额，因为它们的目标不再是补偿其直接排放量。从而，它们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支持高质量的森林保护项目上，优先考虑那些对气候变化缓解有实质性影响且能够规避潜在危害的森林地区和干预策略。
这个问题的关键性不言而喻。仅在2021年，就有超过13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了森林和土地利用的碳补偿项目中。而在补偿模式面临可信度危机的当下，贡献模式有可能有效地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引导到有效的森林工作中，而不会使迫切的气候行动停滞。